大学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来源：《全球十大名校启示》
启示：
“
大学之大，非大厦之大，而是大师之大
”
近年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话题。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关键时刻，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需要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尤其是《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在中国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由此掀起高潮。
在《聚焦全球十大名校》丛书的前三部书中，我们介绍了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巴黎、莫斯科、东京、柏林等世界一流大学，以及列世界著名高校百名之外，但却是中国高等教育
“
双子星座
”
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想必各位读者对它们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我们认为，了解世界一流大学只是我们的目的之一，而如何通过研究、借鉴和吸收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建设、办学经验，更好地为我所用，促进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才是我们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说，中国为什么需要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有什么评价标准？中国如何创建一流大学？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课题。《创建一流——全球十大名牌大学启示》就是通过对全球名校的借鉴与了解，来探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中国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的。
让我们首先对大学的起源以及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作一个大致的了解。
近现代大学直接起源于
12
、
13
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但高等教育认识论的产生则可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人们不难发现认识论的端倪。苏格拉底注重引导学生积极思索，发现自己认识中的矛盾，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从而具有识别善恶的智慧；柏拉图认为，教育应该使心灵转向真理，认识理念世界，而不是为了实用；亚里士多德推崇
“
不为其他目的，只为知识本身的知识
”
。这种以思想本身为目的，发现知识、追求理性的精神成为认识论哲学基础的源头，并对高等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学”源于拉丁语“行会”
(universitus)
，指学者们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学术行业团体。顾名思义，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管理主要是由组成“行会”的教师、学者或学生自主进行，它享有迁移权、司法审判权、设置课程和颁发学位或证书等权利。那时，在一些城市中，教师按所教学科组成行会性质的“教授会”，学生则按籍贯组成“同乡会”。为了学习和研究，“教授会”和“同乡会”形成“行会”，这种“行会”即是“大学”了。可以说，大学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大学一方面执著于历史承袭下来的传统的性格，另一方面又使自身不断革新以适应现实的历史环境的变化，并在各种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12
世纪初期，中世纪最早出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萨莱诺大学，它以编译古代希腊及阿拉伯医学著作和进行医学教学研究而闻名，并在
1231
年得到政府的承认。另一所古老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它为欧洲国家社会结构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博洛尼亚的地主威胁要向学者们抬高土地租金时，学生的抗议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于
1158
年判定他们受到免于剥削的保护。学生们还让教师签订讲授专门课程的合同，并承诺不到学期结束不会离职。很快教师就须执有教书许可证
(
最早的学位证书
)
才能有资格执教，一所真正的大学诞生了。
中世纪大学数量不多，在空间分布上也无规律可言。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几所大学，除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外，
11
世纪后期诞生的巴黎大学等均以所在地命名。
12
世纪后期到
13
世纪，西欧许多国家也纷纷成立大学，其中著名的有英国的牛津大学
(1168
年
)
和剑桥大学
(1209
年
)
，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
(1181
年
)
、图卢兹大学
(1230
年
)
，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那不勒斯大学
(1224
年
)
，西班牙的帕伦西大学
(1212
年
)
和葡萄牙的里斯本大学
(1290
年
)
等。
中世纪大学基本游离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之外，对社会的直接影响较小，大学的空间分布上带有明显的自发特征。主要培养神职、法律及医学人才，
18
世纪末扩大到各学术领域的专业人才，
19
世纪中叶进而扩大到培养各类实用性、职业性人才，
20
世纪
50
年代后获得巨大发展。《人类
1000
年》一书中如此描述现代大学的诞生：“那些
12
世纪校园里的小伙子们永远也想象不出他们在创造着什么。
12
世纪末，巴黎大学已经初步打好根基。不久，牛津大学成立并开始运转。今天，在世界各地，大学已成为每一代人发现自我、找寻自身使命的圣地。”
“现代大学”开始于
19
世纪初，是指启蒙运动以后、经过理性主义改造、特别是指以德国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为代表的新型大学。一般认为，
1809
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诞生。现代大学与传统
(
中世纪
)
大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大学职能的转变。传统大学是传授已有知识的场所，将研究和发现知识排斥在大学之外，而现代大学则将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将增扩人类的知识和培养科学工作者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推崇“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柏林大学精神推动了德国的科学事业发达昌盛，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初德国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这一思想对世界高等教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近代大学形成奠定了基础。
不过，尽管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与中世纪大学在一些基本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但近代的大学教育并不是在摧毁中世纪大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事实上，在长达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中世纪大学的一系列制度不但没有被抛弃，反而在近代大学以至整个高等教育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大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大学经历了世俗化、民族化、大众化、民主化等历程。可以看出，宗教、国家、普通民众等曾是大学发展中重要的影响力量。大学从宗教社会走入世俗社会，从象牙塔走入大众生活，正是这些力量作用的反映和结果。大学的功能在历史上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产业革命前大学只有单一的教育功能；产业革命兴起后，适应社会的需要，大学形成第二种功能，即科研功能；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大学又产生第三种功能，即技术辐射功能，这是合乎规律的发展。
20
世纪初开始的新的科学革命和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新的技术革命推动高等教育新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高科技及其产业化促使高等教育发生新的大的改革，呈现出教育、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态势。
大学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大学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升华。在这一认识过程中，西方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思想家。其中，以英国纽曼
(1801-1890
年
)
、德国洪堡
(1767-1836
年
)
、美国赫钦斯
(1899-1977
年
)
等为代表。他们的大学理想，既反映了他们各自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大学特征，也揭示了大学理想演变的历史轨迹。
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的红衣主教纽曼是近代自由教育论的代表人物。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是一种自由教育，它应该以理论思考、研究事物为手段，以发展杰出的理智为目的。因此，追求自由的知识是大学的教育目的，大学是一个提供传授普遍性知识的场所。
1873
年，纽曼出版了《大学理念》，集中阐述了他对大学的认识：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象所有坚守理性主义和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教育家一样，他认为大学传授的不应该是实用知识，而是以文理科知识为主的博雅教育，因为大学是“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
(
心灵
)
的训练”。他排斥科学研究。可以说，纽曼的思想为英国大学注重自由教育，注重学术气氛、学术熏陶，以导师制发展学生的心智和品格的传统奠定了哲学基础。
洪堡是
19
世纪初期德国著名的教育家，由他倡导创办的柏林大学，追求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统一，使得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中得以确立。这种以科研为导向的办学观对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1809
年，洪堡就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和公共教育司司长，提出了自己的大学理念，并在
1810
年创办的柏林大学中付诸实施。他认为，“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己，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部署所能意料的。”在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上，大学具有自治权。在大学内部，师生有教与学的自由，把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当作教帅和学生的主要使命。洪堡所推动的大学教育改革深刻地改变了德国和世界大学的面貌，他的大学理念至今仍是人们认识大学本质特征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仍是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理念的重要基础。
作为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基础的现代代表人物，曾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前芝加哥大学校长、永恒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赫钦斯的思想建立在他的哲学观点、对美国社会与教育状况评析的基础之上。他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学习人类文化的共同知识以及思想方法，尽可能深入地思考社会中的一些十分困难的和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作为学习中心的大学，应该成为一个思考问题和发表深刻见解的场所。为了更好地发展高等教育，赫钦斯指出，在给高等教育提供更多的钱、更多的建筑和更多的教师的同时，应该注意解决高等教育的组织问题。赫钦斯认为，真理是永恒的，教育就是要传播永恒的真理，设计永恒的课程。针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弊端，他提出了大学教育应该坚持的目的和改革的途径，确立了通识教育的价值和地位等，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具有警戒作用。在他看来，大学应该独立于社会，应该成为社会中的一座灯塔，应该传播和发展高深的文化。
作为培养、利用、整合高素质人才的高等教育，在我国，大学可溯源于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和汉朝的太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兴起于封建社会。战国时期齐国设立的“稷下学宫”，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高等学校，在那里传授学问与研究学问混为一体。而汉朝的太学，则可谓是一种比较正规的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大学。不过，无论后来的洋务学堂，还是大学堂，都未与原有的稷下学宫、太学、国子监、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由于这个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到近代初期似乎发生了中断，而以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为标志，这个历史过程仿佛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行进方向，并且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伸展。可以说，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现在大家公认，它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放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大致说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清末民初学习日本，五四之后学习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学习苏联的过程。
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创办近代大学以来，中国大学的发展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始弱变强的不平凡道路，其过程中既包含着大量的继承和改良，也充满着探索和借鉴，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大学尽管在教育观念，校内运作和管理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本国的特色，从
1898
年第一所高等学校——京师大学堂
(
北京大学前身
)
诞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走过了它从滥殇到蓬勃发展的
100
年历程。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的时间很晚，始于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
1898
年，觉醒的中国人面对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社会危机，开始超越传统文化的局限去重新寻求思想的新方向。他们首先把目光放到了教育上，试图用新的高层次的教育方式，培养和造就一代有现代文化知识的有政治觉悟的青年，以此来拯救苦难深重的国家。就在这年
6
月，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设立京师大学堂，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维新派领袖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方针，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光绪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这便是北京大学的前身。由此，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国立综合性大学诞生了。
1902
年
8
月，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学制。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高等教育又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和大学院三级。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思想不统一，这个学制没有施行。
1904
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在
“
壬寅学制
”
基础上修改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个学制除宗旨有所改动外，在学校制度等方面并未改动，整个教育仍为三段，高等教育仍是三级，不同之处是将大学院改为通儒院，年限为五年。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实行了的学制。
1898
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及
1904
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影响。
1912
年《大学令》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以文理二科为主；必须文理二科并设，或文科兼法商二科者，或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方能称大学。
1917
年改为设二科以上者得称为大学，但其设置一科者称为某科大学。
1929
年改科为学院，并规定必须具备
3
个以上学院，且其中至少包括理、工、农、医之一，方能称大学。
在中国现代史上，蔡元培不仅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著名革命家，而且由于他毕生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极力倡导和推进现代教育，其理论建树和对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深刻影响了我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发展进程。
1917
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按照西方国家近代的大学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革。他首先裁汰不合格的教员，延聘有真才实学的名家。在学校管理方面，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彻底改变了原来的封建专制和官僚衙门作风。在北大，蔡元培第一次向全校师生演说，即指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时所采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是其教育思想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集中表达，亦是蔡元培对大学的理解。蔡元培被尊称为我国现代教育之父。
我国的现代大学仅仅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比西方高等学校的创立晚了
800
年。但是我国的大学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专门人才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从
50
年代开始逐步建立适应当时工业化要求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提供了一大批急需的人才。当时，全国已有
205
所高等学校，但高校布局极不合理，多数院校分布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内地和边远地区数量少，国家在
1952
、
1953
、
1955
年进行
3
次院系调整，内地高等学校由
1951
年的
87
所增至
1957
年的
115
所，占当年全国高校总数的
50.22
％。不过，
1966-1976
年的
"
文化大革命
”
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的摧残和破坏，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以政治为唯一标准，已毫无规律可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大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办学思想还是办学形式上都有了新的突破。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个学科比较齐全，层次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从专科生一直到博士生培养，从成人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到一些专业学位、高等职业教育、自学考试，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学科上，也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大学成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主要基地，目前活跃在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领导人、学者、专家，绝大多数都是我国的大学自己培养出来的。
随着知识经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
“
科教兴国
”
热的逐级升温，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大学己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位著名学人说过：“一个国家可以不造军舰，但不能没有大学。”
21
世纪的中国呼唤高水平的大学，
21
世纪的中国呼唤世界级一流大学。
启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场所
人才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行业或某一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人。这个定义告诉我们，人才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人才劳动的特征为创造性劳动；其二，人才的贡献大于一般人；其三，人才通过自己的活动，产生的社会作用是推动人类进步。人才问题是关系到新世纪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我国只有在人才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才能在整个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能否在新时代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根本在于能否广泛地集成人才优势。
目前，我国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是：现有人才资源的盘活和未来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现有人才资源的盘活，必须依靠用人制度的大力改革。而未来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则离不开大学。可以说，一流国家要靠一流人才去建设，而没有一流大学，就不可能有一流人才。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经济处于低落期，一位经济学家曾说，如果有
50
个真正的企业家，就可以振兴美国的经济，这话说地有点绝对，但充分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事实上，近年来，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确实得益于美国本土以及全世界各地的人才。正像美国贝尔实验研究所所长罗斯先生所讲：“在许多企业中，拥有大量从大学进入技术岗位的人员，让我向你保证，我们今天拥有的和过去拥有的一样好，从大学出来的优秀生的确优秀。”
21
世纪是一个智慧至上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但归根结底是人才的质和量的较量，关键是高质量、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其实质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各国教育水平和质量之间的竞争。对此，许多国外的未来学家就曾预言：在
21
世纪，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不是在工业中，不是在科学技术上，而是在高素质人才上。大学，既是人才智能资源的培养基地，又是人才、知识、智能资源最聚集的社会系统。
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能。传播知识、弘扬文化、继承传统、创造文明一直是它的宗旨，而其所有宗旨都是围绕人才培养而运作的。牛津大学校长柯林斯
·
卢卡斯在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大学是十分重要的。大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处于知识的中心，而没有知识的社会是不会有所作为的。大学保存着前辈人所积累的知识，添加当前所创造的新知识，以恰当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同时代的社会，这就使得后代人能继续推动社会进步。
近年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再次确认了大学在发展社会经济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绝对中心的地位。一个有力的例证是，那些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奖、生物与医学奖，以及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大多是大学的教授或兼职人员，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曾在大学攻读了不下十个春秋，他们的科学素养在大学形成，学术生涯从大学起步。
其实，大学是一个历史、动态发展的组织。大学在中世纪产生之初，大都建于远离繁尘之地，即便座落在名邑大都，也是高门危墙，自成天地。最初的大学只培养牧师、修道士和医生等，它不在社会生活的中心，而是在边缘。大学这种以传播高深学问、为学术而学术、以培养高级官吏和神职人员为目的而远离社会现实的性格，被誉为“象牙塔”。大学的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品格虽然对于发展学术、追求真理、增进入类智慧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培养大量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人才却关注不够。直到
20
世纪初，大学才真正成为推动工业化进程的一文重要力量。
特别是二战以来，大学越来越成为高深知识生产、传播、存储、应用，以及人才培养的组织，成为社会的一种核心机构。现在，大学不仅要培养人才、进行科学研究，还要直接为社会服务。
当代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而获得诺贝尔奖则是一所大学水平高低的标志。比如，作为世界著名的大学城，剑桥大学造就了
78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英国一流顶级名校中，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及学术水平等较为相似，而不同的是，剑桥理科更具特色，自然科学的成就尤其突出，哺育出牛顿、达尔文、麦克斯韦、汤姆生和霍金等开创新纪元的科学大师。人们从教科书上早已耳热能详的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牛顿三定律、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大名鼎鼎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卢瑟福原子模型、麦克斯韦尔方程、汤姆生发现电子、查德维克发现中子、桑格两度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克里克与沃森发现的
DNA
密码等等，无一不是和剑桥大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有人说：“想做政客就要到牛津，想拿诺贝尔奖就要到剑桥。”哈佛的杰出成就，也表现在校史上和今天还在校任教的教授中，曾出过许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从
1944
年
T·W·
理查兹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至今已有
30
多名教授荣获诺贝尔奖。
大学是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的摇篮。与物质生产部门不同的是，大学所创造的价值的高低和多少，大多不能直接反映在短短几年的大学学习中，而是通过毕业生离校后的就业率、社会地位升迁状况以及创造发明和对社会的贡献等途径反映出来。一些世界一流大学，都为其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了大批的杰出人才。
比如，从国外来看，美国的哈佛大学培养了美国历史上
6
位总统、
32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33
位普利策奖获得者、数十位跨国公司的总裁。耶鲁大学培养了
13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
4
名美国总统。英国的牛津大学，被称为英国思想、学术中心，英国历史上
40
多位首相中，有
29
位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著名的政治家、银行家、企业家和学者更是层出不穷。剑桥大学既是英国人才的摇篮，也是世界各国人才的摇篮，每年都有一大批年轻才俊从这里走向社会，以他们不凡的才情在各个领域尽领风骚。它产生了数百名国际公认的伟大文学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律师，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以及著名的大学校长、议员、爵士，还有奥运会金牌得主。莫斯科大学，在两个多世纪的办学过程中，共培养了
25
万多名各类人才，著名作家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杰出的批评家别林斯基以及被誉为
“
俄国航空之父
”
的茹科夫斯基都是该校校友。柏林洪堡大学是近代大学的典范。教学与科研双轨并重的教育思想于建校之初就在这里得到贯彻。德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名人、学者，如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卡
·
李卜克内西、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著名诗人海涅、著名化学家拜耳、物理学家赫兹、著名数学家冯
·
诺伊曼，都曾在这里求学过，哲学家黑格尔、哲学家叔本华、科学巨擘爱因斯坦、生物化学的创始人费歇尔、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历史学家兰克都曾在此担任过教授。
再比如，从中国来看，
100
多年来，北京大学始终是中国的著名高等学府，是我国最重要的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之一。北京大学始终把培养出社会公认的优秀人才放在首要位置，因而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精英，目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千余名院士中，
1/3
以上是北大校友。北大理工科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济世良才，仅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院士中，就有许多北大学子，如钱三强、张文裕、马大猷、黄昆、邓稼先、朱光亚等。同样，北大文科学子中，更有许多知名人士，例如，朱自清、冯友兰、冼星海、徐志摩、何其芳、萧乾、厉以宁等。
在
90
年的历史中，清华在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都曾为祖国为人民作出过许多贡献，最令清华人骄傲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在
90
年的风雨历程中，为党和国家、为民族的富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遍布各地的
10
余万校友在国家的各个岗位乃至国际上得到认可和赞誉。他们中有早年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家，包括
40
多位捐躯的烈士；有朱自清、闻一多等表现了民族英雄气概的知识分子；有曹禺、钱钟书等蜚声中外的文学家；有近
400
位分别占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的
30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
20
％的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有数以万计的国家重点企业和设计部门的工程师、总工、厂长；更有大批长年在国防科技战线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向国家建议实施“
863
”计划的王淦昌、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四人均毕业于清华……大批校友辛勤工作在祖国的高等教育战线，很多人担任过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职务。
在新的时代，高校的作用已经跨越了时空，超越了国界。国际上著名的世界一流大学，诸如哈佛、耶鲁、剑桥、东京、莫斯科等，都为全世界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同样如此，多年来我国的一批著名大学，也为世界造就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和科技管理人才。
当今时代，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知识经济是将教育、科技发展纳入经济体系之中的经济，是一种更加强调整体性发展的经济。因此，没有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就会影响知识经济的发展进程和质量，知识经济的到来也迫使高等教育向现代化高等教育的目标发展。而知识经济的产业支柱是高科技产业，正如农业经济依托于土地，工业经济依靠资金，知识经济渴望的是知识技术。从我国传统科学研究模式和高科技产业现状看，整个社会能够支持起高科技产业技术的社会单位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主要是依托于大学、科研院所以及它们培养出来的跨世纪知识群体。
作为国家及地方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决定了国家及地方创新体系的整体功能。国家及地方创新活动的主体，无疑是具有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综合素质及创新能力的人。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人才培养等级需求将明显上移，必须主要通过大学系统的知识积淀和创新教育来培养，尤其是通过融学习与研究创新为一体的研究生教育来实现。
在国外，美国大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创新型人才。近
40
年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
149
名科学家中，有
118
人是在美国大学学习和获得博士学位的，占全世界的
79
％。目前在美国
25-26
岁失业人口中，受过
4
年以上大学教育者大约仅为
0.91
％。从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雷达，到
60-70
年代空间技术，到
80
年代高科技产业发展，美国一流大学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有人说，如果没有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美国的历史很可能不是今天这样。同样，战后以来，特别是过去的
20
年，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
“
欧美等国的工业同
20
年前相比，几乎已面目全非
”
，整个经济增长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劳动力而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可以说，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地位和功能作用显而易见。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不论是知识的生产、知识的分配还是知识的使用，都需要高素质的知识活动主体，需要他们具备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综合素质及创新能力。这种综合素质及创新能力主要是通过大学教育来培养。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要把自身与知识经济融为一体，更好地为发展知识经济服务，就必须为知识经济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如今，大学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科技、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和发展，几乎都与大学有关。尤其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学在发挥着核心作用。大学从昔日处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内核以人的脑力劳动为主要动力的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期望大学能够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知识，探索新规律，提出新发现，推出新成果、新技术，真正成为人类知识生产、汇集和传播的重要场所，并且在宽松的环境里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富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级人才。这是时代的需要，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
进入新世纪，全球人才争夺战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导致人才资本配置的国际化和国际间人才争夺战的日趋白热化。面对日益严重的人才危机，不少国家已经或正在千方百计采取“短、平、快”的人才争夺战略。
2000
年
5
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向国会提出一项人才引进计划，在
2001
年至
2003
年，美国引进高科技人才的数量将从目前的每年
11
．
5
万人增加到
20
万人。一方面，以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发达的领先科技、优越的社会环境吸引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近似疯狂地掠夺这一不可替代的无价战略资源。另一方面则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耍，采取更加温和、隐蔽和灵活的“本土化”战略，在具有较大市场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研究院”、以最低廉的工资、最小的培训成本、最短的资本投资更新周期、最灵活的雇佣机制，借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就地借脑，就地研究技术、研制产品、开发市场，用“以夷制夷”的方式达到对这些市场的战略控制。德国出台了吸引人才的国家“绿卡工程”，旨在用其发达的经济、优越的生活条件、良好的技术设施，直接发放绿卡，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英国已决定把给信息技术人员办许可证的时间由原来的一个月缩减为一个星期。芬兰对掌握先进技术的外国高收入者减税，最高税率已降到只有本国公司的
58
％。日本计划采取各种措施，使外籍科研人员占科研人员总数的比例在今后几年达到
30
％。
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人才却大量流失，出现了严重的人才危机。我国亦不例外。应该说，我国的人才总量位居全球之首，但高级专门人才所占比重较小，而且存在着质量不高、结构不平衡、布局不合理、高级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凭借其资金和科研环境优势，高张
“
招贤旗
”
。已是占尽先机，而我国同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却是应对乏力，人才大量流失，形势严峻。
据有关媒体透露，在美国的
41
万留学人员中就有
4.3
万是中国人，他们在各国留学人员中名列前茅。日本每年从中国聘去工程师
8000
人，几乎无一例外全部是计算机软件开发研究人员。目前，我国的
40
万留学生中回国的仅占
33
％。国内现有的一些人才，由于体制、机制、管理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而没有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清华、北大每年的
70-80
％的学生想要去国外，高等学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
国内开花，国外结果
”
的现状。
我国加入
WTO
，市场全面开放，外国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采取“本土化”策略频频在我国各地网罗人才。据悉，微软、朗讯、摩托罗拉、英特尔等数十家美国跨国公司已经在我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其中北京
20
多家、上海
10
多家、深圳近
10
家。以贝尔实验室为例，其在中国研究中心的
600
名华人雇员中，
92
％以上是硕士、
24
％是博士；自成立以来，已经开发获得
15
项美国专利、多项中国专利。与此同时，一些国外企业采取诸如发放巨额奖金和设立科研机构等办法猎取“优先用人权”。
1998
年，比尔
·
盖茨在我国建立了微软研究院，直接从中国境内挖人才。外企高薪“抢人”，诱惑难挡，国内一大批杰出的计算机人才纷纷“移情别恋”，两年来已有
60
多名中国汁算机专业的博土生投奔微软中国研究院
(
方立民：《
WTO
与我国人才竞争战略》，《人才开发》
2001
年第
12
期
)
。新世纪，人才的重要性非比寻常。人才争夺，空前激烈。
现代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加入
WTO
，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促使劳动力与人才市场进一步分化，这必然对我国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产生巨大影响，从而要求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必须做出相应的结构性调整。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教育全球化。国外的学校将不断抢占我们的教育市场，比如我国现在出国留学的人数逐年递增、留学生的年龄愈来愈小的现象，就是教育竞争全球化的一种迹象。因此，无论从人才培养还是从教育竞争来看，全球化都对我国的教育带来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这必将威胁到我国教育的独立。这势必要求教育摆脱狭隘眼界和封闭模式，主动参与经济科技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过程，站在世界的时代的高度，造就能迎接未来挑战的新型人才。
“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
。
教育既是培养人的活动，又是培养人的过程。创建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建设
21
世纪高质量教育的一个新的战略重点，它不仅涉及到基础教育，也是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任务。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
WTO
的要求，大学在培养人才的规格、模式、方法、手段等方面，必须与国际接轨。要引入市场机制，调动国家、高校、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克服过去把人才培养仅仅作为组织行为的错误认识，启动人才的主体意识。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注重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
启示：始终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列
过去，一些人只是把大学看作人才培养机构，大学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并不密切。至今一般人还是认为，培养人才是高等学校最主要的任务，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就是经济发展提出人才需求与提供办学经费和物资条件，高等教育通过培养人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这就是说，高等教育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外部因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1997
年
10
月
4
日
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把大学称作“知识工厂”，认为未来的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创造源、人才的培养库、文化的传播者，也将是经济的增长源和高新技术的辐射源。因此，大学不仅要致力于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和承担科技前沿重大课题的任务，还应是知识创新、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直接参与并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21
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大学不再处于社会发展的边缘，而是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如果说知识、信息是知识经济的“电流”，那么大学就是产生这种“电流”的发电机。
就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特别是高新科技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知识的创新和创造性应用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这就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大学，特别是重点理工大学，不仅要能培养出掌握高新科技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而且还要成为向企业不断输送高新技术知识的源头，成为孵化高新技术产业的温床。走进经济社会中心，积极投身于知识经济时代行列，以知识、人才和智力资源优势推动我国知识经济发展，是大学责无旁贷的使命。
在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始终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列，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㈠大学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支撑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在古希腊时代，大学只是极个别贵族知识分子及其弟子进行哲学思维的场所，中世纪的大学则主要是向极少数富家子弟传授人文科学知识和绝对道德真理的圣殿。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古典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学逐渐成了推动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大学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以德国建立起来的柏林大学为首的新型综合大学和培养工程师的工科大学以及遍布全国的工业教育网构成了庞大完整的科技教育体系，使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强国，并迅速取代法国，成了世界科技中心。
19
世纪后半叶，美国资产阶段在取得南北战争胜利以后，积极改革教育，颁布赠地学院法，首创工农学院和研究生院制，大办高等科技教育，极大地推进了世界教育现代化进程，使美国从
1860
年起的
30
年间工业产值增长了
4
倍，超过欧洲，成为世界首富。正如哈佛大学的一位校长在其《大学与美国的前途》一书中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情况，确立了大学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现代大学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机构。”
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状况表明，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正向加大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逐渐取代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因此，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科技进步。就是说，在知识经济社会的条件下，人类财富的积累靠的不是体力，而是脑力；靠的不仅是资本的投入，而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大力推进产业技术进步，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但科技进步，归根到底要靠教育。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生产力包括劳动力、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而把知识和技术看做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而现代知识经济理论认为，知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因为大学拥有人才、科技、知识、信息和创新等优势，所以，大学又是高新技术的辐射源、生长点，是创新的策源地，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依托。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90
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要继续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加快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在全国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他特别强调：“一流大学应该站在国际学术的最前沿，紧密结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依托多学科的交叉优势，努力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特别要抓好科技的源头创新，并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江泽民总书记的论点，深刻地阐明了大学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关键作用。
因此，我国的大学特别是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重点大学要采取多种形式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开展教学活动，面向社会传播、推广科学知识和新技术，不拘一格地培养各种应用型人才，发挥科研上的综合优势和潜力，开展科学技术服务活动，直接解决和促进解决生产、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总之，当今大学的社会角色与功能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大学不应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引导人类社会财富创造的“火车头”，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支撑点。
㈡大学对知识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以信息、知识的生产、加工、利用和资源配置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利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力要素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和知识表现出来的信息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独特的生产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切都以知识为基础，所有财富的核心都是知识，所有的经济行为都依赖于知识的存在。在所有创造财富的要素中，知识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他的生产要素都必须靠知识来更新，靠知识来武装。知识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谁拥有大批的高素质人才，谁就抢占了知识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
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层人才的重要基地，其教育规模和质量，不仅决定着培养人才的素质和数量，而且影响着整个国民素质。虽然
20
世纪以来，许多教育家和大学教授，主张大学应走进社会中心，甚至宣称已经成为社会中心，但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只有在知识经济微露端倪之际，人们才看到，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走进经济社会的中心将是历史的必然。
知识经济实际上是一场知识价值的革命，它不仅改变着经济的性质和生产要素，也使大学进入经济运行过程，从经济社会边缘走向经济社会中心，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人才库、知识库、思想库、产业孵化器。硅谷的形成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即随着一个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大学正从经济舞台的幕后走向前台。如果说，在工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是企业的话，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将共同构成推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正如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0ECD)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特别指出的：“大学是教育和培训从事知识经济研究力量的中心”。
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到来，大学将被推向社会发展的中心，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教育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十分明显。并且，在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知识差距的背景下，大学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重要。
21
世纪将是一个大学的世纪，高等学校必定真正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
㈢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柱。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柱。国外经济学家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提出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目前，这一概念已为
OECD
国家所普遍接受。国家创新体系可分为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四个系统各有重点，相互交叉，相互支持，是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在我国，针对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为提高
21
世纪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确保我国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科学院组织专门研究力量，从国家的整体发展出发，站在
21
世纪发展的战略高度，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形成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
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组织机构和社会单元组成的网络体系。这一概念来自于对创新过程进行分析时系统方法和思想的应用。国家创新体系，从政策、体制、机制和组织等层面上将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等“融为一体”，从而为解决我国多年来有争论的科技与经济和教育结合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其实，许多国家的大学都在社会知识创新中担当主攻手的角色，比如，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大学毫无疑问是国家创新体系、社会知识创新的主角，是社会管理乃至国际战略的思想库。
充分认识和发挥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对于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大学一向致力于将创造知识与培养人才相结合，能够迅速团结跨学科的力量开展综合研究是大学尤其是一流综合大学最大的长处。我国要在知识创新能力方面缩小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将大学确立为知识创新的主角之后，再很好地组合各方面力量是具战略意义的。同理，在建设我国创新体系过程中，一方面应明确各个组成部分的合理分工和增强主体功能，更重要的方面是促进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加速知识、技术和人才流动，而不是相互重复和不良竞争。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正确抉择。
21
世纪，大学的发展必须紧密配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
“
产学
”
合作，努力培养和造就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才。我们不能只依靠企业界来发展高科技企业，必须立足国情，充分发挥我国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这就使大学开办高科技企业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学的科技创新活动渗入产业创新活动，承担高科技产业
“
开发基地
”
功能，成为产业创新的“孵化器”、“推动器”，并通过发展高校科技产业，产生知识、技术、成果、效益的示范效应，诱发企业对科技成果和进行产业创新的需求，是我国现实国情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种基本选择。
可以说，大学走科技创新之路是我国国情下发展知识经济的一项战略之举，也是我国正在建设中的一流大学必须担负的历史使命。
㈣大学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长期以来，理论界关于教育对经济作用的认识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许多西方学者即便在二次大战后的初期仍然认为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他们认为，只要一个国家有了足够的资本，就能启动经济快速增长，反之，则不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教育是生产性投资还是消费性投资的争论。
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在被视为
“
第三次工业革命
”
浪潮的冲击下，教育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才充分显现出来。在日本和前西德出现的经济奇迹更使人清楚地认识到，教育同经济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人力资源的质量及其开发应用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关键在教育。英国看重教育、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科学技术白皮书》中指出：“……首先是大学，我们必须将其看作是获得具有能力应付下个世纪的挑战的渊博知识和高深技术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源泉。”在注重大脑开发的同时，英国政府
1987
年
4
月发布了《高等教育——应付新的挑战》白皮书，明确地把坚持基础科学研究，增进人文学科学术成就作为高等教育目标之一，“鼓励人们在文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上获得高水平的学术成就”。法国第十一大学的教授们也在农业科学研究中，成功地培育出人造种子，促进了法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美国大学更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据美国有关资料统计，
20
世纪初，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
％－
20
％，
20
世纪中叶上升到
50
％左右，
80
年代则上升到
60
％－
80
％，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当代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而这些高科技产业都离不开高校。美国的大科学园区都与高校互相交错，连为一体。以斯坦福大学为主导发展起来的
“
硅谷
”
科学工业园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97
年硅谷的企业市场价值超过
4500
亿美元，成为美国“高科技的摇篮”，美国新经济的发动机。在那里，围绕着斯坦福和伯克利两所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分布着几千家高科技产业和许多研究开发机构，当地还有旧金山大学和圣荷西大学等一些专门培养大批企业急需的中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机构。
与硅谷同样享有盛名的还有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核心的波士顿科研中心。哈佛大学则更加密切它同政界和企业界的联系，发挥其独特的思想库作用。
同传统的大学不同，今天的大学已摆脱在象牙塔内搞学术研究的某种封闭状态，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某些科技活动已成为大学科技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高技术辐射中心的基本内涵就是大学的科技活动不能局限于传统的研究与试验发展，必须积极介入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把高技术研究成果转移到社会上的工厂企业中去，形成产业，为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直接做出贡献。科技进步的趋势，把大学直接纳入到经济竞争的循环之中，使大学成为企业和国家经济重要的研究与开发中心，因而成为经济竞争力的主要标志之一。
不仅如此，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中所起的更加重要的作用，也使大学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信息中心。也就是说，大学不仅要把教学、科研职能提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还应充分发挥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职能，而不再只是为社会服务，要使现代大学实现教学、科研、经济
(
包括社会发展
)
三大职能的一体化，使大学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一所真正的一流大学，不仅要在科学文化传播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而且必须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㈤大学是社会先进文化的摇篮。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先进的文化，同社会生产力一起，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两只轮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动力。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起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作用，并为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大学一向被认为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和人类精神的家园。
比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代替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北京大学的百年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历史，一部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富强奋斗的历史。无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无论是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中，还是在培育人才和对科学高峰的攀登中，北大人总是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站在时代的潮头。北大人的精神和气质，让一代又一代人都得到激励和感染。正如一位著名大学校长所说的：“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逐步建立和完善，高校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随着我国改革不断深入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取代计划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相应的市场经济规则在更加广泛的社会领域调节社会行为。
知识社会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社会的需要为大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大学将不再是保存知识、培养学生、做做学问的场所，更不是被动适应社会的附属品，而是主动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推动器”。高校作为人力资源的开发机构在市场经济大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社会的关系将日益密切。就像莫斯科大学优秀毕业生、卓越的战地外科创始人尼卡莱
·
伊凡诺维奇
·
皮洛格夫所指出的那样：“大学是我们比在所有其他社会机构里生活得更好的当代社会的缩影”，它是“社会最好的晴雨表”，“假若你不理解它所标示的意义，你也不要砸碎它或将其收藏起来。你最好是仔细观察这个晴雨表，并根据其读数行事”。
目前，科教兴国战略已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大战略。实施这一战略，必须着眼于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为经济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这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时代特征，是社会主义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要求。对此，当代大学任重道远。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文明在升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形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生产力的水平大幅度地提高。所有这一切，都向当代大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1
世纪，面对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盛世良机，中国大学将会英姿勃发、埋头苦干，争取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璀璨银河中的一颗又一颗明星。
启示：中国需要拥有世界一流大学
1915
年
2
月
20
日
，留学美国的胡适因为看到美国著名大学对于社会的影响，在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之牛津、剑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他在日记中继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乃可耻尔……”如今，先哲箴言仍时时回响在耳际。中国之所以落后于发达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没有建立起称得上世界一流的大学。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大学凭借着优厚的人才和科技优势而对本国的经济、政治、科技以及社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但在世界一流大学中，我们还看不到中国大学的名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来说，如果没有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则与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也不符合
21
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需要，就难以同发达国家进行平等对话。同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是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努力走上强国之路的发展中国家的梦想。它们把民族创新意识的培养、科技的新发现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的高扬都寄希望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于是，一流大学的建设成为了国家行为。
可以说，是否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更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
其实，党和国家在很早就提出了创建重点大学的问题。
1954
年，我国政府第一次确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医学院等
6
所重点高校。此后，
1960
年前后又确定了一批重点高校。
1977
年
7
月
29
日
，刚刚复出并“自告奋勇抓教育与科技”的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提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家，邓小平同志从培养和造就一流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才，加速科技事业发展，迎接科技革命挑战，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高度，强调“要抓一批重点大学”，形成了我国重点大学建设的新思路。
80
年代初期，高教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设想。
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专门人才和高水平科研成果的需求，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要面向
21
世纪，重点建设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即“
211
工程”。“
211
工程”提出以后，始终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1993
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建设好“
211
工程”；
1995
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布《
“211
工程
”
总体建设规划》，并拨出专项资金实施“
211
工程”建设。同年，作为教育战线唯一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211
工程”被列入“九五”计划。国家在《“
211
工程”总体建设规划》明确提出了建设“若干所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高校”的发展战略。
1995
年，江泽民同志在为复旦大学
90
周年校庆的题词中提出：“面向新世纪，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社会主义综合大学。”
1998
年
5
月
2
日
，李岚清副总理在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可谓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但不等于是一个高等教育强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下一个世纪，我们要力争有一批大学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两天以后，江泽民同志出席北京大学建校
100
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第一次向全国特别是高等教育战线明确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江泽民从中国大学教育的百年历史谈到世界高科技发展的趋势，谈古论今、高瞻远瞩，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和胆识指出：“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时，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立即传遍全国，给教育战线以极大的振奋。自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跻身“若干所”，成了教育界的热门话题，成了许多大学师生们的世纪之梦。
1998
年
12
月
24
日
，教育部制订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上报国务院，其中，“若干所”被正式列入该计划，计划指出：“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经过长期的建设和积累，我国少数大学在少数学科和高新技术领域已达到和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拥有一批高水平的教授，尤其是本科生培养质量较高，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创造了条件。国际上一流大学都是经过长期的建设形成的。一流大学建设要有政府的支持、资金的投入，但更重要的是学校领导、教师学生长年累月辛勤奋斗的结果。……因此，办成一流的大学，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过程，要经过社会实践的考验。对此，既要有雄心壮志，又必须脚踏实地。要相对集中国家有限财力，调动多方面积极性，从重点学科建设人手，加大投入力度，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今后
10
－
20
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
1999
年
1
月
13
日
，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教育部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时隔不到三年的
2001
年
4
月
29
日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开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离开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要继续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加快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在全国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如果说江泽民
1995
年为复旦大学的题词主要是针对复旦这个特定对象提出的办学希望，那么，在北大建校
100
周年、清华建校
90
周年庆祝大会上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的讲话，则是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度，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社会发出的动员令。这一构想并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置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科教兴国的时代背景下，着眼点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整体水平的提高。没有整个高等教育事业总体水平的提高，是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
那么，“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大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世界一流大学因其具有齐全的学科、很强的师资队伍和良好的育人环境等明显优势，具备培养一流的科学家和知名学者的宽厚基础和有利条件，所以她们培养和造就的人才往往能够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杰出代表，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站在历史潮头，推动历史更快发展。我们创建的一流大学就是要培养参与国际竞争的拔尖人才和大师级学者。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世界一流大学具有良好的学术环境，拥有一批世界公认的学术权威和知名学者，能够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能取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研成果。据统计，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及理论成果几乎都是在世界一流的大学中产生的，如电子对抗研究、牛顿环、麦克斯韦方程、凯恩斯经济理论等重大理论突破，就是哈佛、剑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杰作。我国的许多重大理论成果也大多产生于教学和科研实力较强的重点大学，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新人口理论、激光照排系统等。我们创建的一流大学就是要站在世界科学前沿，取得世界级水平的科研成果。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世界一流大学一般都具有较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完善的、规模宏大的教学科研设施，具有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拥有较丰富的办学经验和较大的办学自主权。他们能够抓住时机，不断发展自己，不仅在知识传授、传播、加工、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知识转化方面扮演主要的孵化器和辐射源的角色，推动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我们创建的一流大学就是要有效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孕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幅度提高现代生产力水平。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世界一流的大学往往具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实行国际化的发展方针，成为世界科学文化学术交流的中心。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一些重点大学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它们不但在民族文化的研究、弘扬、传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与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校际交流，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我们创建的一流大学就是要担负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的重任
(
育文：《中国应该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教育报》
1998
年
6
月
24
日
)
。
党和国家之所以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上重要日程，是由于：一方面，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科技进步和创新成为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是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科技和人才对于实现这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必须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步伐，培养出大批国家现代化建设急需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自从党的十五大决定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并发出“要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号召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环境：国家己正式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并先后决定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和“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培养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进行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重要基地的大学，必将日益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和中心的地位。
在中国的名牌大学提出向世界一流大学奋进的口号之际，
2002
年，教育部委托上海交通大学
21
世纪发展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做出了一份咨询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应处在世界大学体系的
200
至
300
名之间，其他若干所名牌大学则处在
300
至
500
名之间。可见，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很大。
报告指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总体水平介于美国知名公立研究型大学和一般公立研究型大学之间，许多指标明显超过美国一般公立研究型大学。与美国一流私立大学差距最大的指标是获诺贝尔奖人数、发表论文数、科研经费、博士教师比例、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但是
SCI
论文、师均博士后数量、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等指标超过了美国知名公立大学。报告还预测，预计到
2025
年前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可能进入世界大学体系的前
100
名，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其他若干所名牌大学进入世界大学体系的前
200
名，成为世界知名大学。
课题组负责人刘念才教授认为，这项研究表明，我国名牌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很大，最突出地表现在诺贝尔奖、《自然》和《科学》论文、科研经费、博士教师比例、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等方面。刘教授说，课题组参考了国外著名的评价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
9
个可以数字量化打分的指标：诺贝尔奖获奖人数、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和《科学》上发表的论文篇数、科学引文索引
(SCI)
收录的论文篇数、科研经费、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师均博士后数量、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本科生与教师的比例。前两项指标所占比重最大，各占
20
％。
所以，在我国，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方面能够通过建设高起点、高水平的高校在高等教育这个领域跟世界水平拉近；另一方面也对其他大多数的高等学校起到一个示范性的作用，把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迅速地提高上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是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实际提出来的一个目标。因为，没有重点，就没有地位；没有尖端，就没有前途。
1999
年，国务院及国家教育部决定与省市共同投资共建九所知名大学，使其在
21
世纪能尽快进入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这些大学及其资助额分别是：清华大学
18
亿，北京大学
18
亿，浙江大学
14
亿，复旦大学
12
亿，上海交通大学
12
亿，南京大学
12
亿，哈尔滨工业大学
10
亿，西安交通大学
9
亿，中国科技大学
9
亿。对此，这些肩负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历史重任的大学校长在深入研讨和论证后乐观地展望：我国一定能够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比如：
以百年校庆为契机，北京大学认真总结经验，探讨和研究了北大第二个百年的发展前景，依据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制定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其总体构想是，在中国政府实施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中，北大应承担起自己独特的历史使命。为此，从
1999
年初开始，大体用
17
年左右的时间，即到
2015
年前后，将北大建设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和开放性”的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为了吸引和稳定人才，北大从
1999
年
6
月开始实施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改革紧紧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本着淡化身份、强化岗位的精神，实行按需分岗、按岗招聘、竞争上岗。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大锅饭”状况，在分配上适当拉开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知识分子待遇低的状况。此外，北大还引进
20
多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并投资为本校重点学科最多、拥有
7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一大批中青年学术骨干的数学学科装备了三个实验室。
在清华大学迎来建校
90
周年之际，清华校长王大中院士宣布：“清华大学已建成一所综合性大学。”这是清华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历史性一步。清华提出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模式和“以人为本”的办学方针。“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模式，是在借鉴世界著名大学的经验，研究高等教育基本规律的基础上，针对国家需要和清华大学的实际而提出来的。
清华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总目标从时间上分解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由几个具体目标组成，每个具体目标的完成，又有一整套保障体系，使其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第一阶段，从
1993
年到
2001
年，即到清华建校
90
周年。第二阶段，是
21
世纪的前
10
年。这一阶段必须是快速发展的阶段，理、工、文、法、经济、管理、艺术学科中的一批学科将逐步实现一流的目标，医学和生命科学也将在清华得到发展。未来十年，清华将要建设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学科，以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和研究生创新能力，以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卓越贡献，以及良好的国际声誉和知名度，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1998
年
9
月，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成了新的浙江大学。新的浙江大学组建两年来，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始终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学校的总体目标，并以此制定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的发展规划。校党委书记张浚生说：“一流的大学要靠一流的学院，一流的学院要靠一流的学科，一流的学科要靠一流的人才。有了高素质人才的支撑，才会有高层次的大学。”大批著名学者与优秀人才的加盟，拓展了浙大的学科发展领域，使学校研究型大学的特色日益显现。
世界一流大学是长期建设、历史积淀的产物，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深厚的办学基础、优秀的师资力量、广泛的文化背景及公认的国际信誉等。其中，最根本的正像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学校领导、教师、学生长年累月辛勤奋斗的结果。特别是学生毕业以后在国家的各个建设岗位上乃至在国际上体现出了公认的信誉。”办成一流的大学，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过程，要经过社会实践的考验。
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中国大学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求得自己的发展，只有不断寻求新思路，采取新措施，才能真正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
启示：从中外大学排行看世界一流大学
当今时代，大学排名正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高等教育评估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逐渐成为一种国际高等教育评估潮流和趋势。一方面，它可以帮助大学从特定的视角对自己的办学状况进行诊断，从中发现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促进大学的自我评估和良性竞争，提高大学的办学效益和质量监控，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引起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为政府有关部门宏观调控高等教育，为社会用人单位选择毕业生以及为优秀学生求学择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在国内外，大学排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时间还很短，但是许多新闻媒体己纷纷公布了各种大学排行榜的调查结果。
建立在对大学评估基础上的大学排名，目前已成为高等学校评估的热点问题。
大学排行，是指为了某种需要，在依据一定的标准、采用一定的方法、对反映大学状况的基本要素进行综合或单项评估后，按照评估的结果与所选定标准的接近程度，对大学排定座次。
大学排行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兴起的。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从
80
年代前期开始推出的排行榜。之后，日本的《钻石周刊》、加拿大的《麦克林》杂志、德国的《明镜周刊》、香港的《亚洲新闻周刊》等先后发表本国
(
地区
)
的大学排行榜，引起广泛关注。由新闻媒体参与、发起、组织、主持并发布高等学校排行，即由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以外的民间社会组织或团体充任评估主体的高校排行。其价值取向反映社会的需求，对高校的教育教学是一种社会监督。尽管这种排名不可能完全反映各学校之间的差异，但在没有新的、更科学的替代方法之前，它仍不失为一种申请大学的参考。
1983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率先推出全美的大学排名，每两年一次，主要面向本科教育的院校。自
1987
年起，同时涉及研究生教育专业，改为每年进行一次，并接受高等教育专家的咨询建议，对排行所采用的方法进行了修订。大学排行榜的资料数据多来源于美国相关机构，该杂志只是收集并加以利用，然后对外公布。它向学生和家长提供了各种可比数据，以供他们在选择学校时参考。这个由非官方、也非教育界的第三方主持的大学排名活动正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和重视，因为它是
—
种“民间行为”，所以美国官方教育管理机构也就从不介入其中。每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美国大学排行榜出版时，读者就像是关注
NBA
总冠军一样。每年的这一期特刊总是被望子成龙的家长和看热闹的读者抢购一空。据说，该杂志一年中一半的利润都是从这一期和有关特刊中来的。
现在，从《时代周刊》、《金钱》杂志到各种小报，都要来分一杯羹，出现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排行榜：学校食堂最好和最差的大学排行榜、贵族学生最多的大学排行榜，甚至还有什么同学与同学结婚率最高和最低的大学排行榜，等等。
在英国，由巴克利银行出资赞助、《泰晤士报》主持的优秀大学介绍是英国高等学校接受社会监督和民间评估的最主要形式。《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于
1986
年公布了英国高等学校分学科排名的排行榜，以后又推出了英国大学排行榜。这个每年一次的优秀大学介绍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聘请有权威的专家从民间角度对各大学作出全面的评估，并将结果公布于众。其结果代表了民间对各大学的评估。一般来说，英国排在大学排行榜前面的都是历史悠久的学校，而且注重于理论研究；排在后面的大学多是一类新学校，注重于现代工程技术、培养实用型人才。
类似牛津、剑桥这样的学校在各个排行榜上居高不下，其原因是悠久的历史，以及由经济实力所保证的教学实力。另外，英国的《每日电讯》、《金融时报》、《卫报》和维劲集团都对英国大学作过排名。
进入新千年，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首次公布了英国
175
家政府资助的高等院校排名，根据招生、毕业率和教学及学习效率
(
以学生完成课程的平均年限
)
将各大学分成
5
个等级，而后进行排名。闻名全球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稳占冠亚军宝座。在
11
所被列入顶尖大学等级的著名英国大学中，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同时取得
96
％的高毕业率，牛津只以
1
％之差落在教学与学习效率高达
98
％的剑桥之后。实际上，长久以来，它们一直是各国学者向往的世界一流的少数几所高等学府之一。
1991
年加拿大《麦克林》
(Maclean's)
新闻周刊对
46
所加拿大大学的文科系和科学系的办学质量进行排名，其结果以“
A rating Road Map
”为标题发表在
1992
年的《麦克林》新闻周刊上。此后，《麦克林》新闻周刊定期发布排行结果，影响较大。《麦克林》新闻周刊的大学排行评估是为学生选择学校而设计的。
“
每个学生都有权在了解有关情况之后，再做出明智的选择。
”
因此，此项排行评估只选了涉及学生、课堂、教师、财政、图书馆与学校声誉
6
个方面的
22
项指标，虽未覆盖大学的全部情况，但却包括了择校学生最想了解的情况。
亚洲最早的大学排行榜是
1986
年由当时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
Albert H.Yee
在其署名文章中公布的。据称，有许多亚洲大学的教员和院校的行政管理人员都被征询过意见，结果包括“亚洲学者心目中世界最好的大学”、“亚洲最高水平的大学”两项，公布于当年
5
月
5
日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上。
90
年代后，菲律宾、日本等地的大学排行迅速发展。
1994
年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亚洲高等教育研讨会”上，大会秘书长以问卷形式向
1000
多名与会代表做了一项名为“亚洲最佳十所大学”的调查。它以亚洲
100
多所主要大学为评估对象，其指标包括知名度、学术水平、专业设置、办学规模、教师在国际上的影响等，最后根据得分的高低排出名次。
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大多数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诸如东京大学等一流的大学。每年
4
月，日本各大型周刊都将名牌大学入学者的名单公之于众，一些家长、老师对此津津乐道。《亚洲新闻周刊》
(ASIAWEEK)
自
1997
年起，已连续三年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开展了“亚洲地区最佳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活动，在亚太地区的影响颇大。
由于世界各地的大学排行迅速兴起，我国也自然受到这种潮流的影响。从
1987
年起，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所等
13
个研究机构开始给大学做排行榜。其中，比较典型的排行是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教授研究的课题《中国大学评价》。
1991
年以来，该课题组一直在坚持公布其排行榜，这份排行依据国际比较通行的
R&D
评价方法进行大学研究与发展的排行，其指标经过了众多专家多年的论证与修正，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从
2000
年该排行改为包含
“
人才培养
”
和
“
科学研究
”
的办学成果综合性排行，因而更具有了综合性排行的特征。这份排行榜基本反映了不同大学
R&D
的投入与产出情况，但从指标体系本身看，在为人们提供更多直接与学生利益相关的有效信息，以及不同成果权重的赋值和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累加都存在需要改进之处。
近年来，各类媒体纷纷推出中国大学排行榜。
1998
年
4
月，《大学生》杂志上公布了一个世界名校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取自北京地区
20
所大学学生的答卷；
1999
年
9
月，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吕嘉、郭石林，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
1999
年第
9
期发表《中国大学评价
-1997
研究与发展》。这是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发布的第
4
个大学排名；莱比格信息技术
(
深圳
)
有限公司发表了《
1999
中国大学排行榜》，其基本沿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评价体系，随后由
netbig.com
网站
(
网大
)
全文公布。第二年网大继续发布《
2000
中国大学排行榜》，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刊登于网大的中国大学排行榜凭借网络传播优势，掀起议论如潮：有人将它视为经典以此作为升学择校的依据，但是也有不少读者对排行榜的评选结果提出异议、对评选的合理性有疑问，更有人质疑排行榜的权威作用；《中国青年》杂志社和中央教科所联合主办的“我心目中
10
所最好的国内大学”评选，由公众直接投票，以得票多少排行，虽然在调查方法上不够完善，但这种重视社会评价的思路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一所大学的社会地位与学术声望，是在历史与现实中形成的，不是排行榜排出来的。
搞好大学排行，其指标体系非常重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很繁复的工作，很难想像能够一次二次就解决问题。而且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评价也要适应这种变化而变化。排行榜指标体系的优劣是排行榜活动最终是否具有价值的关键，但这决不意味着就要把指标体系搞得复杂繁琐。大学排行榜最终面向的是社会大众，最终是要受到社会大众的检验和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为此，在建立排行榜指标体系时，尤其要做到简明易懂。把“浅显”的排行榜指标体系推向社会大众，让社会大众通过自己的思考来确定排行榜的可信度。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行榜的指标体系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学术声望。这一点在评比过程中占的比重为
25
％。它不但是一所学校好坏的重要标志，可以使它的毕业生能得到较理想的工作，或给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带来众多的奖学金项目，而且也是对该校学术水平的一种最好的检验，体现着该校教职员工对教学的投入和献身精神。
②
学生群体的选择性。采用申请数
/
招生数、录取数
/
报到数、高中毕业成绩
(SAT
和
ACT
成绩
)
等方面的指标。
③
师资力量。主要包括博士教师比率、教师的工资与福利、师生比等方面的指标。
④
生源。一个学校学术空气的好坏部分取决于学生的整体能力。因此，在评选过程中要参考该校新生的人学成绩、从州和地区重点高中的学生中录取的比率，以及申请学生的录取比率。
⑤
学校财政资源。指用于财政收入、用于教师和学生的有关教育教学活动的经费支出。
⑥
学生满意度。包括校友捐助、一年级续读率、毕业率等。从这样的指标体系不难看出，这份排行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消费者导向”的排行，以“消费者”的需要为选择指标体系的基础，学校声誉、学生对学校的选择和评价、直接用于教学活动的资源占有最大的权重，突出反映了办学的输入条件作为办学质量的间接指标，以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信息为目的。
英国大学评价通常选用的
15
项指标是：
1
、入学标准；
2
、学生、教师比率；
3
、获得哲学博士的教师数量；
4
、教师中具有教授职称的比率；
5
、图书馆经费；
6
、政府对研究的资助；
7
、合同研究；
8
、大学提供的学生贷学金；
9
、毕业生长期就业；
10
、毕业后暂时就业；
11
、研究或继续学习；
12
、一等奖获得情况；
13
、毕业率；
14
、研究生占学生百分比；
15
、外国留学生占全部学生百分比。以上指标每年作相应调整，每一项亦作加权处理，换算成等值分后
(
满分为
1000
分左右
)
排名。
2000
年《泰晤士报》公布的英国大学前
10
名及其分值
(
满分为
1100
分
)
为：
1
、剑桥大学
(1020
分
)
、
2
、伦敦大学帝国学院
(1008
分
)
、
3
、牛津大学
(1001
分
)
、
4
、布里斯托尔大学
(837
分
)
、
5
、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932
分
)
、
6
、爱丁堡大学
(927
分
)
、
7
、圣安德鲁斯大学
(926
分
)
、
8
、伦敦政经学院、华威大学
(923
分，并列
)
、
10
、巴斯大学、约克大学
(907
分，并列
)
。
加拿大《麦克林》新闻周刊
1998
年用于大学排行榜的各项指标及其权重主要是：学生质量
(21-22
％
)
：包括平均入学分数、
75
分以上人数比、届时毕业率、省外学生比例、国际学生
(
研究生
)
比率、获奖学金学生百分比；课堂规模
(17-18
％
)
：一二年级课堂、三四年级课堂、终身制教师执教率；教师队伍
(17
％
)
：哲学博士人数、每千名教师中获国家奖励的人数、全日制教师获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研究基金资助的经费数、全日制教师中获医学、科学与工程委员会研究基金资助的经费数；财政经费
(12
％
)
：生均行政开支、奖学金与助学金占行政总经费的比例、行政经费中用于学生服务方面的比例；图书馆
(12
％
)
：总藏书量、生均藏书量、图书馆用于购买新书的经费占图书馆开支的比例、图书馆开支占学校行政开支的比例；学校声誉
(20
％
)
：声誉调查
——
对全国数千位社会英杰、大公司总裁、学术领袖、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及高中升学顾问进行的大学声誉调查，包括
4
项排序，即最高质量、最多创新、未来领袖、总体最佳。校友支持——在过去
5
年内，向学校捐助的校友人数的百分比。
《亚洲新闻周刊》
1999
年度亚洲地区最佳大学排行所采用的指标体系如下：学术声望
(20
％
)
：每一参评院校为除己之外的其他所有大学凭印象按
1-5
分的等级标准打分，各校所得的等级分数相加除以打分学校数即得该校的学术声望分；学生择校
(25
％
)
：总报考人数中应届生的比例：录取率；高中时属于顶尖学生的比例；应届生高考的中等分数；师资状况
(25
％
)
：拥有研究生学位的教师数；教师中等水平人均年收入；教师人均支出；班级大小；生师比；科研成果
(20
％
)
：教师论文人均上国际学术期刊目录索引数；教师人均在亚洲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科研经费；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数；研究生数；财政来源
(10
％
)
：总支出；每个学生的总支出；学生人均借图书数；
Internet
通道；
E-mail
通道。科技类大学另加学生人均拥有计算机数。
目前，各国的大学排行榜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可信度，其原因主要是采用的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排行对象的可比性。各国大学排行均依据大学的结构特色与工作特征对排行的大学进行分类，从而保证了各组排行对象内部之间的可比性。
依据资料的客观性。各国的大学排行，除声誉调查的结果是主观性指标外，其余指标所依据的都是客观性极强的数据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来源相当可靠，有官方定期公布的统计公报，也有学校自身定期发布的年度报告等；数据的采集过程非常严谨，多方面的复查与核实，较好地避免了主观随意性；排行结果中除公布名次及相关的百分比之外，还公布了大量的原始数据，大大提高了其参考价值。
指标体系的简明针对性。各国的大学排行评估者在实施评估之前，明确为谁和为什么进行评估，因此在评估什么的问题上就显得非常集中，所设计的指标体系简明而有针对性。通常情况下，一级指标为
5-7
项，二级指标也不过
20
余项，均紧紧围绕与学生择校最密切的几个方面展开。
数据处理的简单性。由于各国的大学排行以客观资料为主，只要有关的统计资料齐全，通过计算机可以轻松地完成大量的评估工作，而无需“兴师动众”。所以各国每年大学排行评估的全部工作都是由几个人完成的，这种简单性使评估容易完成。
调查范围的广泛性。这种广泛性一方面体现在排行对象身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参与声誉调查的被访问者身上。
结果公布的真实性。各国的大学排行，全都依据调查的实际结果照实公布，因此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偶尔被排及在前十名之外，而总排名靠前的大学有的在单项排名中不见踪影往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
董秀华：《世界高校排行评估的发展与特点》，《教育发展研究》
2000
年第
6
期
)
。
对于排行榜对学子的影响，中外不一。英美学生个人化的倾向强一些。只要自己把书念好了、在学校玩好了，谁还管今年牛津是排在第二还是第三。牛津的一名学生在
1999
年牛津被帝国理工赶超之后反问《金融时报》的记者：
“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是
‘
三一学院
’
的学生嘛。
”
美国许多高中的学生顾问都谆谆告诫学生说：“选择一所学校千万不要只看排行，排名靠前的学校，有可能没有你想学的专业项目，可能并不适合你。”而中国的大学生们却是十分看重学校的排名。最近的一些排行榜就不断引来议论：中山大学为何只列第
20
名？复旦大学因何被挤出前
3
名？当北大在一些榜单上被南大超过时，北大
BBS
因此而瘫痪。至于清华和北大就更是老冤家了，人人都觉得自己理所应当是天下第一门派的弟子。这样的争吵甚至还引起了诉讼。
针对现在形形色色的大学排行榜，武书连教授指出：“名校与一流大学的概念不一样。一流大学绝对不是排出来的！也不是说树立就能树立起来的！”他举例，北京大学曾在某排行榜里排过第三，从理科来看，南京大学在
1992
年就超过它成为第一了。但相比而言，南京大学却没有北京大学名气大，这里存在着一定历史的原因。还有，象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成为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原子弹、氢弹都研制出来了，《亚洲周刊》却根本都没把它入列。不过，国内外各种不同的大学排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学之间的竞争。许多大学通过比较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大学排行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要为社会提供有关的高等教育信息，背离了这样的基础，任何排行都没有更多社会意义。对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就社会上流传的大学排行榜发表谈话，指出：对一所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声誉进行综合评估和排名，是一件十分严肃和复杂的工作，教育部不赞成在目前形势下，对高等学校进行简单的综合排名。但这并不能阻止社会上对大学的评价和排序工作。
我们认为，只要以积极、理智的态度来对待大学排行活动，既要认真吸取外国举办大学排行榜的经验，又要充分考虑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国情，这项工作就能起到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